Connect with us

Published

on

英国最后一座燃煤发电厂——诺丁汉郡的索尔河畔拉特克利夫火电厂(Ratcliffe-on-Soar Power Station)——于10月关闭,标志着英国142年燃煤发电时代的终结。

英国逐步淘汰煤电在国际上意义重大。它是首个实现这一里程碑的主要经济体,也是首个G7成员国。1882年,英国在伦敦霍尔本高架桥(Holborn Viaduct)上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燃煤发电厂。

上微信关注《碳简报》

Carbon Brief的分析显示,从1882年到索尔河畔拉特克利夫火电厂关闭,英国的燃煤电厂共燃烧了46亿吨煤炭,排放了104亿吨二氧化碳(CO2),这比大多数国家从所有来源产生的CO2都多。

英国对煤电的逐步淘汰,将有助于推动煤炭总需求达到17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逐步淘汰建立在四个关键要素之上:替代电源的可用性、结束新煤炭产能建设、定价外部因素,以及明确和长期的政府政策。

随着英国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电力行业的完全脱碳,其在努力为气候行动建立另一个成功范例方面,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

英国何时开始使用煤电?

长期以来,英国的资源禀赋就包括丰富的煤炭,但几个世纪以来煤炭的使用量一直很少。煤炭用于发电的时间要晚得多。

最早的蒸汽机从1700年左右开始使用。它通过燃煤将水从矿井中抽出,以便开采更深的煤矿。

这些蒸汽机的效率非常低,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乔治·史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等发明家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进,使煤的使用更加经济,也更广泛。

如下图所示,经历了上述过程,英国的煤炭使用量开始激增,为工业革命、大英帝国以及全球CO2排放量的激增提供了动力。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经济与社会史高级讲师、《煤炭之乡:战后苏格兰去工业化的意义和记忆》(Coal Country: The Meaning and Memory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Postwar Scotland)一书作者伊万·吉布斯(Ewan Gibbs)博士在接受Carbon Brief采访时说:“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煤炭对英国19世纪的工业经济发展绝对举足轻重。钢铁工业由煤炭提供动力。在18世纪晚期,当然也包括19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为了煤炭大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煤炭为动力的经济体。”

1810年,英国开始用煤生产城镇燃气以用于照明。从1830年开始,随着英国扩张其蜿蜒的铁路网,煤炭被用来提供燃料。

1882年,煤第一次被用来发电供公众使用。同年1月,世界上第一座燃煤发电厂在伦敦霍尔本高架桥开始运行。

除了工业能源之外,这些新用途(包括供热、照明和运输)推动了英国煤炭使用量的急剧上升。需求量从1800年的1490万吨增长到1900年的1.726亿吨,增长了十多倍。

在此期间,英国各地纷纷开设了小型燃煤发电厂。

到1920年,英国的燃煤发电量达到4TWh,满足了全国97%的电力需求,其中大部分来自工厂。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煤炭使用量持续增长。到1956年英国煤炭使用量达到2.21亿吨的峰值时,燃煤发电量仍然只占需求量的一小部分。炼钢、工业、城镇燃气、家庭供热和铁路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20世纪下半叶,除电力外,所有这些用途的煤炭使用量都急剧下降。

这一时期英国煤炭使用量下降的原因,包括北海天然气的出现和蒸汽铁路的终结,以及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和去工业化。

战后煤炭使用量下降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到1950年代,煤炭燃烧对环境的影响已变得过于显著和危险,不容忽视。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已知造成约4000人死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为此,英国议会颁布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令》(1956 Clean Air Act)。这从法律层面禁止了“烟雾滋扰”或“黑烟”,并对新熔炉的排放设定了限制。1968年,有关排放的法律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更便宜和清洁的替代能源开始取代煤炭,家庭用暖、铁路运输和工业用煤持续减少。

在这些年里,城市的小型燃煤电厂也逐渐转为靠近煤矿的农村大型发电厂。虽然英国也是核电的先驱,但直到1957年,煤炭在年发电量中的占比才首次降至90%以下。

1960至1964年间,中央电力局(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公布了兴建10座燃煤电厂的计划,一批新燃煤电厂随之在1966年至1972年间投运。

这些项目的建设使煤电装机容量在1974年攀升至57.5吉瓦(GW)的历史峰值。几年后的1980年,燃煤发电量达到212TWh的峰值。

英国最后一个新建燃煤发电厂位于德拉克斯(Drax),该厂于1975年投运,当时的装机容量为2GW,但在1986年翻番至4GW。

英国是如何停止使用煤电的?

20世纪下半叶,《清洁空气法令》的实施、从使用城镇燃气转向北海天然气、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煤炭使用的减少。

但如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煤电继续蓬勃发展,因为其他发电来源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因此,燃煤发电量直到1980年才达峰,在1990年仍保持在类似水平。

然后,在主宰英国电力供应长达一个世纪之后,煤炭在两个快速但截然不同的阶段逐步淘汰,其间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平稳期。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代的“天然气热潮”(Dash for Gas)。第二阶段则经历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让燃煤电厂为污染买单的政策。

从1950年代开始,核电厂和燃油发电厂的扩张已开始侵蚀煤炭在英国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尽管如此,在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随着全国各地燃煤发电厂的兴建,燃煤发电量仍在持续增长。

这批发电厂包括英国最后一家在运的燃煤发电厂索尔河畔拉特克利夫火电厂,它于1968年由中央电力局核准。

虽然1960年代在北海发现了天然气,但多年来,人们一直忽视和限制大规模使用天然气发电。

然而,到1980年代末,随着人们对酸雨的担忧日益加剧,欧盟1988年通过了《大型燃烧设备指令》(Large Combustion Plant Directive),要求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煤电厂是主要的排放源,而抑制此类排放的减排技术大大增加了煤电厂的运行成本。

与此同时,“联合循环”(“combined cycle”,将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组合起来的一种发电方式)燃气轮机技术不断进步,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使得天然气不仅更清洁,而且比煤炭更便宜。

在新私有化的电力行业随之发生的“天然气热潮”,推动燃煤发电量在十年间减少了近一半。燃煤发电量从1990年的200TWh(占总发电量的65%)下降到2000年略高于100TWh(占总发电量的32%),而同期天然气发电量则从几乎为零上升到近150TWh。

世纪之交之后,英国的煤电进入了一个停滞期。燃煤发电量随着天然气价格的起伏而上升、下降、再上升。

2000年,英国现已解散的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发表了一份关于能源和“不断变化的气候”的报告,呼吁政府采取“快速部署替代能源”来取代化石燃料等方法,到2050年将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2000年水平的60%。

到2003年能源白皮书发布时,“到2050年减排60%”的目标已成为政府政策。“可再生能源义务”也纳入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10%的目标。

不过,2003年的白皮书也为使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的“清洁煤”敞开了大门。

在英国煤电进入逐步淘汰的第二阶段之前,有十年的平稳期。该时期见证了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电力需求出现了意想不到却显著的下降。

其中一项政策进展是2005年生效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世界上首个大型碳市场。该体系最初效果不佳,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碳价格暴跌,但该体系确立了污染发电厂应为其CO2排放买单的原则。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政策是2001年欧盟对《大型燃烧设备指令》进行了更新。该政策对发电厂的空气污染设置了更严格的限制,于2008年生效。

当时,英国的许多燃煤发电厂已经老旧,它们选择使用“克减条款”(豁免权),即如果只运行有限的几个小时,就可以继续运行到2015年,而无需投资污染控制设备。

虽然这决定了一大批老旧发电厂的命运,但当时,在英国新建燃煤发电厂仍在议事日程之上。

2007年底,“金斯诺斯六人组”(Kingsnorth six)活动人士爬上了肯特郡一家现有燃煤发电厂的烟囱,以抗议在该地新建发电厂的计划。2008年1月,当地议会批准了该计划,这使其成为英国24年来第一个新建燃煤电厂。

2008年10月,英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其中包括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即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低60%的水平。该目标后来被加强至降低80%,并在2019年再次修订,改为实现“净零”排放。

智库E3G的政策顾问肖恩·雷-罗奇(Sean Rai-Roche)告诉Carbon Brief,该法案是第一个由一个国家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目标,是英国发展历程中的“开创性时刻”,其中便包括逐步淘汰煤炭。

到2009年,时任能源和气候大臣、现任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国务大臣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宣布,英国将不会新建任何不配备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燃煤电厂。

米利班德当时表示:“新建未减排的煤炭(工厂)的时代已经结束。”

2010年,金斯诺斯(Kingsnorth)发电厂被正式取消,英国再也没有新建任何煤炭项目。随着老发电厂的退役,这为更早的淘汰煤电铺平了道路。

由于英国没有新建燃煤电厂,许多旧的煤电厂也将关闭,而非进行成本高昂的升级改造以满足更严苛的空气污染规定,因此,在替代能源出现后,煤电将进入淘汰的第二阶段。

2013年的《能源法案》通过一项排放性能标准(EPS),正式宣告了无减排措施的煤电项目的终结。该标准规定新建发电厂每千瓦时CO2排放量不得超过450克,这约为未减排煤炭排放量的一半。

智库“能源气候情报组织”(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分析总监西蒙·克兰-麦克格里欣博士(Dr Simon Cran-McGreehin)告诉Carbon Brief,空气污染法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成本和碳定价的综合作用,使得目前的燃煤发电“缺乏竞争力”。

“持续的煤电根本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它的成本太高……甚至与天然气和核能相比都没有竞争力,更不用说新兴的可再生能源了。”他说。

2013年的《能源法案》恢复了一些新的核电计划,并扩大了对低碳发电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五年内翻了一番,从2013年的约50TWh增至2018年的110TWh。联合政府还在2013年引入了“碳价下限”,为电力行业的CO2排放增加了额外价格,使天然气比煤炭更受青睐。

Ember智库认为,这一额外的碳价格对英国的煤电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随后几年里推动了发电量的急剧减少。

英国电力结构中煤电的占比从2012年的近40%,到2015年降至22%。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增长,英国煤电得以迅速淘汰的另一个因素,是自2005年以来电力需求的下降。

事实上,英国的电力需求在2018年已降至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对于之前的趋势节省了约100TWh。

电力需求的下降得益于能效法规的实施、LED照明的普及和一些高耗能产业的离岸外包。

这一快速的转变使得在2015年,时任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的安伯·拉德(Amber Rudd)宣布了到2025年实现逐步淘汰煤炭的目标。

2016年,在欧盟的《大型燃烧设备指令》导致最后一家发电厂关闭之后,煤电占年发电量的比例骤降至仅9%。

这一年也见证了自霍尔本高架桥发电厂于1882年投运以来,英国出现首个无煤电小时。随后,英国在2017年迎来了首个无煤电日,2019年迎来了首个无煤电周,2020年迎来了首个无煤电月。

在此之后,煤电淘汰目标在2021年被提前至2024年10月,2020年煤炭发电量仅在电力结构中占到1.8%。

如下图所示,在此期间,继续有燃煤发电厂被关闭。2023年底,英国倒数第二家燃煤发电厂——北爱尔兰的基尔鲁特(Kilroot)——停止了燃煤发电,仅剩下索尔河畔拉特克利夫火电厂。

该电厂于10月1日前关闭,这将结束英国长达142年的煤电历史。与多年来许多误导性的新闻标题相反,英国并没有因此出现停电。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逐步淘汰煤电,以及关闭该国仅存的几个位于威尔士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和林肯郡斯肯索普(Scunthorpe)的高炉,将有助于将2024年的总煤炭需求降至17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Carbon Brief的分析显示,在这142年间,英国的燃煤发电厂总共消耗约46亿吨煤炭,产生104亿吨CO2。

如果把英国的燃煤发电厂比作一个国家,那么它们的化石燃料累计排放量将位居世界第28位。这意味着这些燃煤发电厂对当前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要大于阿根廷、越南、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等国家。

英国现在从哪里获得电力?

如今,英国的电力系统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组合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2023年,可再生能源创下新纪录,在全国电力供应的占比达到44%,高于2018年的31%和2010年的7%。Carbon Brief的分析显示,可再生能源今年的发电量将从2023年的约135TWh增加到150TWh以上。

相比之下,化石燃料发电仅占电力供应的三分之一,在电力结构中所占比例达到创纪录低的33%,其中煤电略高于1%。

这一略低于20%的降幅使化石燃料供应量降至104TWh,这是自195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95%的电力供应来自煤炭。

下图显示了英国电力结构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石油、核能和天然气都曾在压缩煤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可再生能源现在是(能源转型的)主力。

事实上,所有其他发电来源现在都在衰退:随着英国老化的反应堆即将寿终正寝,核电也在衰退;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天然气和煤炭也在下降。

2024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继续增加,Carbon Brief对今年迄今为止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可再生能源将首次占到电力供应的50%左右。

英国电力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成为第一个逐步淘汰煤炭发电的主要经济体后,英国寻求更进一步,到2030年前实现电力产业完全脱碳。

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英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电力部门完全脱碳。新的工党政府将这一目标提前到2030年。

与此同时,随着交通和供暖等行业日益电气化,电力行业将需要开始扩张,以满足这些行业的需求。

前气候变化委员会(CCC)首席执行官、现任政府2030年电力目标“任务控制”负责人克里斯·斯塔克(Chris Stark)于 9 月中旬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他认为这一目标“可能实现”,但“极具挑战性”。

据CCC称,到2035年,英国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50%。

要满足这一增长需求,英国需要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并安全运转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为主的电网。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在六年内逐步淘汰未减排天然气发电。目前,天然气的发电占比约为22%。淘汰天然气的速度大约需要是淘汰煤炭速度——从2012年的39%降至2024年的0%——的两倍,如下图所示。

为了实现2030年目标和更广泛的英国气候目标,工党政府已承诺将陆上风电容量增加一倍,太阳能增加三倍,海上风电增加四倍。

政府的“差价合约”(“contracts for difference”)计划继续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工党政府还支持新的核项目、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和“天然气发电站战略储备”(“strategic reserve of gas power stations”),以保证电力供应安全。

其他国家可以从英国学到什么?

索尔河畔拉特克利夫火电厂的关闭标志着英国142年煤炭发电时代的结束。

除了象征意义之外,英国的煤炭淘汰在实质上也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快速摆脱煤炭发电是可能的。

1990年至2000年间,煤炭在英国发电中的份额减少了一半,随后,煤炭的占比从2012年的五分之二下降到2024年底的零。

这一进展暗示着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可能复制英国的成功,并在此过程中为气候行动做出重大贡献。

有四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英国的淘汰:

  1. 建设替代性发电来源,且使其数量足以满足甚至超过电力需求增长。
  2. 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
  3. 通过政策和法规让燃煤电厂承担其产生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
  4. 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让市场也参与其中。

随着英国开启电力行业的下一个重大挑战——到2030年实现清洁能源——它还可能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成功的气候研究方案。

本文是一篇概要,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The post Q&A:英国如何成为首个淘汰煤电的G7国家 appeared first on Carbon Brief.

Q&A:英国如何成为首个淘汰煤电的G7国家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Despite African walkout, fractious land COP ends without drought deal

Published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s hopes for a legally binding agreement to combat drought have been dashed again, as UN land restoration talks in Mongolia passed the issue onto the next set of talks in Egypt in two years’ time.

For over a decade, Africa has pushed for a UN protocol on drought risk management that would acknowledge drought as an issue requiring a regional and global – not just a national – response, potentially paving the way for more finance to help ensure water is available when drought hits.

A formal protocol would enable countries to transition from reacting to drought once it hits to “a proactive enabling mechanism to address drought and its effects such as migration”, said a Tunisian negotiator on behalf of the African Group of countries last week. Once land is regularly too dry and infertile to grow crops or graze animals, people often leave to seek a living elsewhere.

But this effort to adopt a protocol, led by Africa, has been resisted at successive land restoration COPs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mainly by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gue that a legally weaker alternative – a framework – would be faster and cheaper to set up.

A traditional Mongolian Ger tent at COP17 (Photo: Anastasia Rodopolou/IISD ENB)

Governments at the previous COP in Saudi Arabia in 2024 failed to reach agreement despite talks running past midnight, while this year’s saw African officials coordinate a walkout from negotiating rooms on Wednesday morning, according to two sources at the talks.

Drought deal delayed until 2028

The IISD’s 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which unlike the media is allowed to watch and report on closed-door talks, said a call to suspend negotiations on Wednesday showed negotiations had reached “boiling point” and “made some jaws drop”.

Negotiations resumed after a lunchtime meeting with the Mongolian COP presidency although governments were only eventually able to agree that they could not find consensus in Ulaanbaatar and should resume talks on an instrument to deal with drought in 2028.

Christine Colvin, WWF’s head of freshwater policy, told Climate Home News that, with droughts hitting from Honduras to the English region of Hampshire, something concrete – whether a protocol or a framework – is needed urgently “rather than the can being kicked down the road for another two years as will now happen with the protocol procrastination”.

Negotiators talk at COP17 (Photo: Anastasia Rodopolou/IISD ENB)

But, in a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on Friday, the Mongolian minister presiding over talks celebrated that governments had reached consensus on several “contentious” issues and that agenda items blocked at this year’s COP17 would be put on the agenda for COP18 in Egypt.

US blocks agenda items

Other agenda items that divided countries were on measuring land degradation’s effects on women, enhancing the involve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women in land COPs, and the UNCCD working more closely and effectively with the UN’s climate and nature conventions.

On the COP’s opening day two weeks ago, the US representative said the Trump government objects to these agenda items “on their premise and no amount of negotiation will allow us to join consensus on these items. As such we request that they be struck from the agenda at which tim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approve it, saving us valuable negotiating time.”

A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later told Climate Home News that the US wants the UN “to get back to basics by refocusing on its core mandate, eliminating overlap, and reducing competition for scarce resources”.

The spokesperson added, “that means prioritising the concrete work member states created [the UN] to do – rather than diverting limited time,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toward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s, including gender-related initiatives.”

A protester call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local communities, women and youth to be on the agenda of COP17 (Photo: Anastasia Rodopoulou/IISD ENB)

On COP’s first da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Brazil pushed back against the blocking of these agenda items, with a Brazilian negotiator saying his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m. But the Mongolian presidency directed governments to adopt the rest of the agenda without the controversial items, which were discussed privately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two weeks.

An EU statement, read out later by Irish minister Timmy Dooley, accused “some parties” (meaning national governments) of having adopted a “less constructive approach” and preventing “discussions on important matters from even commencing”.

The agenda items the US refused to engage with were never discussed and were only placed onto the agenda for the next COP on the last day. Those talks will take place in Egypt in two years’ time, with Donald Trump due then to be in his last year as US president.

No restoration without women

The blocking of the gender agenda item has stymied attempts, agreed on by governments at the last COP, to develop gender-specific indicators for the UNCCD’s next overall framework and to facilitate more women delegates at COPs. Women made up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delegates to COP15 in 2022, UNCCD analysis with the latest data shows

Criticising the move to keep gender off the agenda, the EU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welcomes “the attention being given at COP17 to women pastoralists and herders, recognis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and resilient rural livelihoods”.

The head of the UNCCD, former Egyptian environment minister Yasmine Fouad, said on Friday that “regardless that the agenda item was blocked”, she was proud that she and COP17 President Batmunkh Battsetseg had led the COP as women and attended the gender caucus (a meeting of groups supporting women at the talks).

Yasmine Fouad and Batmunkh Battsetseg talk at the COP17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Photo: Kiara Worth/UNCCD)

“Without the women,” she told the closing press conference on Friday, “we will not be able to restore land, restore hope, restore life or restore even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we will keep on pushing that agenda.”

The civil society agenda item aimed to allow NGOs to attend land COP negotiations, as they do at climate COPs, and included terms of reference for an Indigenous Peoples Caucus.

A representative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ld the COP’s closing plenary meeting that the group had “deep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agenda of this COP has removed the dedicated spac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We cannot restore the land while removing the voices of those who care for it,” she said.

On Tuesday, the UNCCD’s deputy head Andrea Meza was asked about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ipation. She said that the blocking of “one agenda item” is “generating uncertainty in the progress” towards creating caucuse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for Local Communities within the talks.

Because of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 making it hard to obtain consensus,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she added.

Mining out, money in

Outside the formal negotiations, the summit was marked by a focus on the strongly Mongolian issues of the role played by pastoralists and rangelands like grasslands, as well as mining, in both degrading and restoring land.

Part of the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Australian mining company Rio Tinto and its local partner Oyu Tolgoi. Their presence was protested by campaigners wearing T-shirts calling on the companies to “stop wasting drinking water” and to “get out of Mongolia”.

A campaigner protests at COP17 on Thursday (Photo by IISD/ENB | Anastasia Rodopoulou)

The UNCDD and others praised the success of the summit in raising more finance for land restoration. The COP saw institutions lik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pledge money to combat land degradation, with the UNCCD estimating that $645 million of new commitments were made.

An estimated $355 billion a year is needed through 2030 to meet global land restoration commitments, compared with around $77 billion currently invested. Private finance accounts for only around 6% of global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the UNCCD.

UNCCD chief scientist Baron Orr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many of the announcements wer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at use government money to “even the playing field” for companies that want to protect land, in a bid to ensure they are not disadvantaged compared with those that do not.

Such partnerships are a “huge opportunity”, he said, especially as “we’re not in a moment of public finance – public finance is tight in every country.”

The post Despite African walkout, fractious land COP ends without drought deal appeared first on Climate Home News.

Despite African walkout, fractious land COP ends without drought deal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Pacific islands seek backing for new regional fund ahead of COP31

Published

on

Burdened by rising fuel import costs and an “ocean crisis” of record-breaking heat, Pacific island nations are seeking to build support for a new regional fund ahead of COP31, intended to channel investment into renewable energy,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ocean protection, experts said.

Leaders from the 18-member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 includi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e expected to issue a call for global pledges to the Pacific Resilience Facility (PRF) at a high-level meeting this coming week in Palau, seeking to build a new model for financing climate action.

The new regional fund was formally launched in May this year and is meant to “serve communities at a community level”, swiftly channelling investments for their projects on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Fiji’s assistant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Lenora Qereqeretabua.

“We are expecting pledges for the PRF, and these funds will go to communities that apply,” she told journalists at an online briefing. “We have organised it in such a way that it makes our application processes much, much easier than applying for global funding.”

Qereqeretabua added that she expects that PRF funds will be “utilised by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meeting is expected to shape the region’s priorities ahead of this year’s pre-COP, hosted by Fiji and Tuvalu, and COP31, which will be co-led by Australia and Türkiye.

At COP31, a dedicated session on the climate finance needs of small island states will seek to drive pledges into the PRF. The fund has so far received about $172 million in capital – with about $67 million coming from Australia – and aims to close the year with $500 million.

    Ocean heat and fossil fuel shocks

    Leaders from the Pacific will meet in Palau from Sunday amid an “ocean crisis” of record-breaking ocean heat caused by this year’s “super El Niño”, according to Kevin Chand, Pacific ocean policy director at National Geographic’s Pristine Seas conservation project.

    Leaders at the PIF are expected to put forward commitments towards new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hich will be key for shielding ecosystems from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Chand said. The forum is expected to issue a statement on the need for ocean action at COP31, and announce commitments towards reaching the global goal of protecting 30% of the planet’s land and sea ecosystems by 2030.

    Rising ocean heat could lead to food insecurity and lost government earnings in the region, as key fish stocks like tuna start migrating away from their coastline in search of colder waters, said Coral Pasisi, director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Pacific Community (SPC).

    Climate shocks are deepening existing economic pressures, as Pacific nations have spent up to a quarter of their GDP on fossil fuel imports due to the war in Iran,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b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in Australia.

    Wesley Morgan, one of the study’s authors, told journalists that partner nations “ought to be putting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and should support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Pacific by covering the upfront costs of switching from polluting diesel to solar power, batteries and electricity grid upgrades.

    China keeps Indonesia’s battery dream afloat but future less certain

    Given the increase in climate-related shocks and sea-level rise, the PIF should also mention the need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 extraction and consumption, said Sindra Sharma, international policy lead at the Pacific Islands Climate Action Network (PICAN).

    Last year’s COP30 failed to deliver a global roadmap on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which led to a group of countries – including several Pacific island nations – pursuing their own fossil fuel phase-out summit in Santa Marta, Colombia. Next year’s conference will be hosted by Tuvalu and co-chaired by Ireland, which should also receive backing from the PIF, Sharma said.

    Both the chairs of the Santa Marta coalition and the Australian COP31 co-presidency have vowed to continue a push for this topic to be discussed at COP31.

    A drought response brigade in Tuvalu in 2020
    A drought response brigade in Tuvalu in 2020. (Photo: Pacific Community)

    New fund to test allies

    As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Pacific struggle to access global climate funds, the PRF’s planned model for quick, direct disbursements has “very solid and good” intentions, Sharma said, but it will need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donor countries.

    “The proof is going to be when the fund actually starts operating and delivering to communities,” she added. “If there is too much bureaucracy in being able to access the funds, for example. These things will have to be scrutinised.”

    The facility aims to deliver funds in two categories: one for climate adaptation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another for soci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that includes areas like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education, data analytic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among others. It will launch its first call for proposals at the PIF.

    Morgan added that Australia will need to “leverage global interests” so that funding is directed to the Pacific Resilience Facility “or else the Pacific won’t be able to trust Australia as a partner”. The country ratified the PRF treaty in May, triggering its entry into force.

    “The perception [of Australia] in the region is genuinely divided, and it’s worth being honest about it,” Sharma said, adding that the pre-COP31 in Fiji, which is usually limited to a technical space for negotiations, will determine how meaningful Australia’s advocacy for the Pacific can be.

    This time, Pacific nations want to use the pre-COP in early October 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e challenges their largely low-lying islands face and to advocate for their political priorities, including a renewed global effort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to 1.5C by cutting emissions faster and deeper. World leaders are due to visit Tuvalu to experience the frontline of rising sea levels, although Australia and Fiji have yet to confirm who will attend.

    “In Bonn, Australia was largely missing on the negotiated outcomes that we so urgently need to see. It’s not enough to get Pacific priorities on the agenda. Agenda placement is not delivery,” Sharma added.

    The post Pacific islands seek backing for new regional fund ahead of COP31 appeared first on Climate Home News.

    Pacific islands seek backing for new regional fund ahead of COP31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exposes 580 million children to 20 extra ‘heat-stress days’ every year

    Published

    on

    More than 40%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0 globally are already experiencing at least 20 additional “heat-stress days”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is is according to a new attribution study, published in Science Advances, which combines climate models with demographic data to assess the age groups and regions that are exposed to the most hot, humid day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ldren up to the age of nine already face more additional heat-stress days globally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than any other age group.

    It adds that south Asia and west Africa are recording the greatest childhood exposure to dangerous levels of humid heat – largely because these regions have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young children.

    As the climate warms, children will continue to be more exposed to heat stress than any other age group, the paper warns.

    The lead author of the study tells Carbon Brief that the findings should inform discussions about climate justice, noting that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contributed the least to historic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umid heat

    High temperatures can be deadly. For example, the heatwaves that swept across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2026 have been linked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excess deaths”.

    A prominent 2021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born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exposed to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their lifetimes than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Four years later, a study conducted by scientists from the same team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children born in 2020 – around 62 million people – will experience “unprecedented lifetime exposure” to heatwaves, even if warming is limited to 1.5C.

    Now, the latest research from the same team finds that children already face greater exposure to dangerous levels of humid heat than adults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Extreme heat is particularly dangerous when combined with high humidity. In hot weather, the human body produces sweat to cool itself down. However, as humidity increases, sweating becomes less effective.

    The study uses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 a measure of temperature that takes humidity and wind into account – to calculate heat stress. It defines a “heat-stress day” as any day with a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above 28C, as this is considered the threshold for “moderate heat stress”

    The authors then use climate models to simulate global temperature patterns in the present-day climate. (The authors use the climate of 2023, in which human activity has caused 1.3C of warming, to represent the “present-day”.)

    They then count the number of heat-stress days that each country records on average, per year. The authors then repeat this exercise, simulating a pre-industrial climate without human-caused warming.

    By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heat-stress days in the present-day climate with the number in a pre-industrial climate, the authors can determine how many extra heat-stress days were driven by climate change. They refer to these as “extra” or “attributable” heat-stress days.

    The authors find that “low-latitude” countries, located in the tropics, record the most extra heat-stress days.

    For example, the paper finds that people living in Côte d’Ivoire currently face 112 heat-stress days every year. It adds that around half of these are due to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In contrast, Germany sees only 0.1 heat-stress days per year in today’s climate on average, which i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Rosa Pietroiusti, a PhD student at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and lead author on the study, explains why this number may seem lower than expected.

    She tells Carbon Brief that the paper “really focuses on humid heat, at levels that are relatively rarely felt in Europe”. She adds:

    “Our data also doesn’t capture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due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data we use, which also would lead to underestimations of heat stress locally, and lead to a mismatch with what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at local scales, particularly in cities.”

    Inequality

    Extreme heat affects some people more severely than others. Children, people over 65 and those with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s or certain disabilities are among the most vulnerable. This is because their bodies are less able to regulate their temperature.

    The authors use gridded demographic data to determine the age structure of each country. From this, they calculate how many people from each age cohort are exposed to extra heat day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globally, 583 million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0 already live through at least 20 attributable heat days every year. This accounts for 44% of all children in this age bracket.

    In comparison, 190 million people aged 60-69 face at least 20 attributable heat days per year, accounting for 30% of this age cohort.

    The authors find that children face the greatest exposure to humid heat for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re are more young people alive today than older people, with 1.3 billion children aged under 10 in the world, compared to 0.6 billion people aged 60-69.

    Second, they find that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Asia typically have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s with more young children. In contrast, many countri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 which are typically cooler – have older populations.

    The map below shows how many extra stress heat days each country currently faces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Darker reds indicate a higher number of attributable heat days. The blue circles show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under the age of 10, with larger circles indicating a higher percentage.

    Map of the world showing the number of extra heat days faced by the global population at present-day warming levels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Source: Pietroiusti et al (2026).
    The number of extra heat days faced by the global population at present-day warming levels as a result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Source: Pietroiusti et al (2026).

    Warming world

    The authors also repeat their analysis for a 1.5C and 2C warmer world. They use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the SSP2 scenario, which projects that the world’s population will peak at more than nine bill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with most growth occurring in low-latitude regions – especially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oday’s climate, 11% of all under 10s currently experience 100 or more extra heat-stress days per year due to climate change. In worlds warmed by 1.5C and 2C, the percentage rises to 13% and 23%,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only 6% of all people aged 60-69 currently face 100 or more extra heat-stress days each year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is number rises to 9% and 17% for 1.5C and 2C worlds,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plot below. The three rows represent the climates of 2023 (top), a 1.5C world (middle) and a 2C world (bottom). The columns show different age cohorts, from the oldest on the left to the youngest on the right.

    Each circle contains 100 coloured dots, with each dot representing 1% of the age cohort.

    The colour of the dot represents exposure to annual heat-stress day, with darker dots indicating more heat-stress days. Grey dots mean that people experience fewer than one extra heat-stress day per year due to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while black dots mean more than 150 extra heat-stress days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e figure shows that higher warming levels expose more people to heat stress and that younger cohorts tend to be worst affected.

    For example, the top-right circle represents heat stress for under 10s in the present-day climate. Three of these dots are coloured black, indicating that 3% faced at least 150 attributable heat-stress days in 2023.

    Attributable days of heat stress for different age cohorts (columns), at different warming levels (rows). Each circle contains 100 coloured dots, with each dot representing 1% of the age cohort. Darker dots indicate more heat-stress days. Source: Pietroiusti et al (2026).
    Attributable days of heat stress for different age cohorts (columns), at different warming levels (rows). Each circle contains 100 coloured dots, with each dot representing 1% of the age cohort. Darker dots indicate more heat-stress days. Source: Pietroiusti et al (2026).

    Pietroiusti tells Carbon Brief the study uses wet-bulb temperature because it is a “well-established heat stress metric”. However, she notes that it was not “explicitly defined to focus on children”. She continues:

    “A reall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would be to link up climate science and health science experts to do research on what metrics are really most representative of, for example, health impacts and educational impacts that children will be suffering.”

    Vulnerability

    Dr Qinqin Ko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s of medicine and health polic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study, praises its “robust” methodology.

    He tells Carbon Brief that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timely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discussions of climate justice,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However, Kong suggests that the paper “may overstate the contrast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and underestimate the relative burden of older adults”.

    He says:

    “The elderly may also be more vulnerable due to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 Children often benefit from parental supervision and caregiving, whereas many older adults live alone, have limited mobility and face barriers to accessing cooling or emergency assistance during heat events.”

    Kong also notes that “people and societies in the mid-latitudes [for example, across much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re less adapted to heat”, which may make them vulnerable to its impacts.

    For example, he says that Europe “shows substantially stronger relative risk of heat mortality likely due to less heat-acclimatised populations, lower air conditioning prevalence and urban designs that don’t favour heat dissipation”.

    Similarly, Dr Daniel Vecellio – a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study – tells Carbon Brief that children are an “understudied cohort”.

    However, he says there is “reason for hope” because “children are typically pretty good behavioural adapters to extreme heat” and because people who are “chronically exposed to extreme heat” w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at better acclimatisation”.

    Pietroiusti tells Carbon Brief that global reporting on heatwaves is often skewed towards wealthier nations.

    For example, she notes that large-scale databases of disasters, such as EM-DAT, often underrepresent heatwaves in Africa, due in part to a lack of news coverage and formal reporting. She adds:

    “Studies like this, which start from the climate data, can start to fill some of these gaps.”

    She adds that the paper should inform discussions about climate justice, noting that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 are most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in heat-stress days, “have contributed the least to historic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ietroiusti, R. et al. (2026) Age-specific exposure to human-induced increases in humid heat, Science Advances, doi:10.1126/sciadv.aeb3232

    The post Climate change exposes 580 million children to 20 extra ‘heat-stress days’ every year appeared first on Carbon Brief.

    Climate change exposes 580 million children to 20 extra ‘heat-stress days’ every year

    Continue Reading

    Trending

    Copyright © 2022 BreakingClimateChan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