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 with us

Published

on

继中国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在2024年第二季度出现下降后,第三季度碳排放量与去年同期持平或略低。

Carbon Brief基于官方和商业数据进行的最新分析显示,三季度的数字意味着今年中国全年碳排放量仍有可能下降。

上微信关注《碳简报》

然而,最近创纪录的高温导致九月份的排放量上升,加之新的经济刺激措施出台,使得中国的排放轨迹现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今年八月和九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肆虐的热浪导致空调用电需求大幅上升,再加上水电出力不足,导致第三季度燃煤发电量增长2%,燃气发电量增长13%,尽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的增长继续打破纪录。

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增加被钢铁、水泥和石油使用产生的排放量减少、以及电力部门以外的天然气需求停滞所抵消。因此,中国第三季度的碳排放量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

该分析的其他关键调研结果包括:

  • 第三季度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44%,风电增长24%,两者的新增装机容量继续创纪录。
  • 与去年受干旱影响的数据相比,水力发电量增长了11%,但仍未达到预期水平。核电增长了4%。
  • 由于建筑活动减少、电动汽车和天然气卡车的增加以及消费疲软,石油需求下降了约2%。
  • 第三季度,钢铁和水泥行业的排放量分别下降了3%和12%,这两个行业都继续受到建筑活动下降的影响。
  • 煤化工行业获得了新的政策支持,导致该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年初至今增长近五分之一。

若要使中国2024年总排放量低于2023年水平,第四季度三个月的碳排放量需至少下降2%。工业用电需求增长放缓以及空调季的结束将助力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北京在九月底宣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并未明显强调碳排放问题,这给排放量下降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中国仍将偏离其2025年“碳强度”目标,该目标要求该国在2020至2023年碳排放快速增长之后,在2024年和2025年排放量都需减少至少2%。

就未来而言,决策者最近透露了中国在碳达峰和减排方面的新计划,表明该国将采取渐进而谨慎的方式,这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要的水平有差距。

但是,如果中国清洁能源的快速增长能够持续,它有可能更快地实现减排。

清洁能源扩张满足夏季全部电力需求增长

尽管此前有预测显示中国的电力需求增速将放缓,但2024年第三季度实际电力需求同比增长了7.2%,高于第二季度的6.9%。

然而,电力需求增长的构成有所变化,大约60%的需求增长来自住宅和服务行业,其中家庭需求猛增了15%。

工业电力需求增长继续放缓,七月至九月增长了4.6%,低于第二季度的5.9%。

与此同时,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44%,风电增长了24%。尽管水电利用率不足,但仍同比增长了11%。核电的增长仅为4%,主要是由于新建核电机组较少。

电力需求的迅速增长超过了低碳能源供应的增长。为填补供需之间的缺口,燃煤发电量增长了2%、燃气发电量增长了13%,如下图所示。

这导致该季度电力部门的碳排放量增加了3%。

八月和九月的热浪推高了电力需求和煤炭使用量

然而,纵观整个夏季,无论是从五月到九月,还是从六月到八月,清洁能源的扩张都足以覆盖电力需求的全部增长。

今年八月和九月比去年更热,导致空调用电需求迅速增长。相比之下,去年六月和七月气温更高。

尽管住宅用电需求快速上升,但夏季燃煤和燃气发电量总体上有所减少,六月下降了7%,七月下降了5%,八月上升了4%,九月上升了9%。单月的增长率受极端高温出现时间的影响显著。

就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而言,太阳能持续打破去年纪录,2024年初至九月新增装机容量达163GW,相当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四个拥有最多太阳能装机容量的欧盟国家的总和。第三季度中国太阳能装机同比增长22%。

到2024年,中国风电和光电增长将继续打破纪录

根据今年前九个月的增速,仅今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量的增长就可能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越南在2023年的总发电量。

风电装机也加速增长,截至九月新增了38GW,同比增长10%,超过英国的总风电装机容量(30GW)。

今年八月,国务院一次性核准了11台新核电机组,获批项目的总发电装机容量约13GW。继2022年和2023年各核准10台核电机组后,2024年迄今批准的11台机组标志着中国下一批核电产能正在启动,将助力清洁能源增长。

在第三季度,水电装机仅同比增长2%,意味着11%的发电量增长主要源自利用率的恢复。由于严重干旱,水电利用率在2022年跌至十年来最低,2023年仅部分恢复,今年的反弹已接近预期平均水平。

2024年上半年,中国新核准的煤电项目骤降了80%,仅批准9GW,相比去年同期的52GW大幅下降。然而,根据能源资讯提供商Polaris Network的数据,第三季度有八个大型煤电项目获批,显示核准量可能在下半年有所增加。

建筑和石油需求放缓继续拉低总排放

虽然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在2024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小幅增长,但工程量的持续萎缩拉低了总排放量。

因此,第三季度中国的碳排放量保持平稳,与去年同期水平持平或略低,如下图所示。

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C02排放量保持平稳

如果剖析建筑业导致的除电力行业以外的排放下降会发现,第三季度钢铁产量下降9%,水泥产量下降12%,房地产投资萎缩10%,与上半年持平。

这导致与2023年同期相比,水泥相关碳排放量减少了11%(24MtCO2),如下图所示。

尽管钢铁产量下降了9%,但钢铁相关排放量仅下降了3%(13MtCO2),原因在于需求下降的冲击主要由电弧炉炼钢厂承担,而不是排放强度高得多的燃煤高炉炼钢厂。

中国钢铁行业缺乏优先发展电弧炉的激励机制。电弧炉使用回收废钢,排放量较低。理论上,将钢铁纳入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能会促进转型。

然而,如果对该行业采取与电力行业相同的方式,对燃煤高炉炼钢和电炉炼钢设定不同的基准,则难以激励电力转型。

为推动钢铁行业结构性变革,中国工信部颁布政策,暂停所有新增钢铁产能的核准,将年初以来的实际停止审批变成正式禁令。直至去年,该行业仍在大规模投资煤基炼钢产能。

石油和建筑业排放量下降抵消了电力排放量的增加

另一个排放下降的主要领域是石油消费,第三季度石油相关碳排放下降了2%(13MtCO2),如上图所示。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石油需求和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可能更多。石油产品供应量(以炼油厂扣除进出口后的产量计算)降幅更大。该指标显示,第三季度燃烧石油产生的碳排放下降了10%(63MtCO2),表明中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或下降2%。

统计局报告的降幅要温和得多,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统计数据趋于平缓化的特点。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炼油厂以前的产量超出了消费需求,现在不得不削减产量以减少库存。

无论石油消费量下降的幅度如何,其下降原因已显而易见。工程量减少是重要因素,因为很大一部分柴油用于建筑工地和运输建筑材料。

电动车份额的增加也侵蚀了汽油需求量。家庭消费支出疲软也推动了需求减少,直到十月政府刺激政策出台后才出现回升迹象。

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卡车的普及也对柴油需求形成抑制。2024年初至九月,液化天然气卡车销量占卡车总销量的20%,但天然气整体需求增长缓慢,表明这一影响有限。

天然气消费量增速从今年上半年的10%放缓至第三季度的3%。增量集中在电力行业,其他行业需求停滞,可能是由于工业需求疲软。

在经历了一二月排放量上升、三月至八月下降、九月再次增加后,年末三个月排放量需要至少下降2%,方能使中国的年度总排放量低于2023年水平。

由于工业电力需求增长的持续放缓和空调季的结束,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但即便如此,中国仍将偏离2025年的碳强度目标。该目标要求,在2020年至2023年中国排放量快速增长之后,在2024年和2025年都需至少下降2%。

排放量没有更快下降——甚至可能在第三季度根本没有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今年能源消费量增速继续远超历史趋势。

第三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包括但不限于电力消费量)增长了5.0%,快于GDP增长4.6%。

在疫情前,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经济的能源强度在下降。

然而,疫情后以制造业为重点的经济政策似乎扭转了这一趋势。

煤化工行业获得新的政策支持

中国碳排放前景中新增的一个变数是煤化工行业。该行业将国内煤炭转化为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品,尽管碳足迹要高得多。

国家发改委最近出台的政策要求“加快”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包括“加快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

政策发布后数周,山西一个大型煤制油项目和陕西一个煤化工园区已开工建设,新疆也有类似项目获得核准。

据咨询公司中信建投期货称,2024年,煤化工行业的煤炭消费量预计将占中国煤炭总消费量的7%以上。

万得金融终端(Wind Financial Terminal)的数据表明,2024年前八个月煤化工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18%,2023年增长了9%。在今年一至八月期间,煤化工行业煤炭消费量增长所带来的排放占化石燃料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三分之二(总增幅为0.9%)。

然而,该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增速在七月至八月放缓至5%,九月化工产品产量也继续放缓。上图(“化工”)显示了这个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较小推动因素。

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加上中国增加国内煤炭产量和压低国内煤炭价格的努力,共同提振了对油价和煤价敏感的煤化工行业。

煤化工行业体现了中国是将能源安全,还是减排置于优先事项的直接矛盾。

经济刺激计划为排放前景增添不确定性

今年夏季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放缓、GDP增长未达目标,因此市场对当局出台刺激计划的预期随之增强。

政府在九月下旬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其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但也承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尽管该刺激计划的规模对于中国而言并不算大,进一步的细节也让那些希望政策出现更激烈转向的人感到失望,但该方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协调进行的,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最高决策者正计划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直接向家庭转移政府资金的措施,如今也将开始尝试。

这些措施旨在提振家庭消费,而非此前刺激政策重点的高能耗制造业和建筑业,若得以实施将让中国在更低能耗、低碳排的方式下实现增长。

然而,与整个一揽子计划的规模相比,直接转移资金的规模较小,且大部分资金用于汽车和家电补贴。这些补贴释放了家庭现金流,但同时也引导了家庭支出向最高耗能的领域集中。

大部分刺激资金仍通过地方政府借贷和银行贷款等传统渠道进行,这些资金通常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

该刺激计划并没有明确着墨于气候。尽管相当一部分资金可能会流向与清洁能源相关的领域,但这只是因为这些投资最近在中国的投资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该计划并未有额外政策推动此类投资。

决策者不认为碳排放会“提前”达峰

尽管清洁能源的快速增长似乎表明中国可能很快实现碳达峰,但决策者仍然预期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之前继续增长,然后趋于平稳或逐渐下降。

今年八月,国家能源局在回应记者就有分析显示中国可能已实现碳达峰的问题时,淡化了这一可能性。

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强调,国家领导层已确定“2030年前”为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点,暗示该机构并无授权改变这一目标。

中共中央也在一份《意见》中重申,该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前让碳排放进入“下降趋势”。

国务院此前的一项计划表明,中国将在碳达峰后重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而非排放强度,并表示这不会在2026至2030年期间发生。

根据中国目前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其允许采取一种非常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碳达峰并在达峰后减少排放,将更大幅度的减排留到未来几十年。

然而,这种路径将消耗全球1.5°C温控目标下90%的碳预算。若要限制全球气温上升至比工业化前高1.5°C以内,中国的排放量需在2035年之前至少比2023年水平下降30%。

国际能源署(IEA)最新分析指出,到2035年,中国等新兴市场需要将排放量减少到比2022年水平低35至65%的水平,以实现在COP28气候大会上做出的全球承诺或国家净零目标。

与中国决策者所传递的谨慎态度相反,若中国能保持当前的清洁能源扩展速度并推进电气化,到2035年,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23年的水平上减少30%。

同样,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发现,根据目前的政策方案,清洁能源的增长将有助于到2035年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比2023年水平低24%。国际能源署表示,如果中国实现其宣布的雄心和目标,到2035年,碳排放量的削减将增加到45%。

根据《巴黎协定》,中国将于2025年2月前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承诺,预计其将更清楚地说明决策者正在追求的减排途径。

关于数据

分析数据汇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中国海关的官方数据发布,以及行业数据提供商万得资讯(WIND Information)的数据。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以及按燃料划分的火电发电量系通过将每月末的发电装机乘月利用率计算得出,数据来自万得金融终端提供的中电联报告数据。

火电总发电量以及水电、核电发电量来自国家统计局月度发布数据。

由于没有生物质的月利用率数据,因此采用了2023年52%的年平均值。电力部门的煤炭消费量估算基于燃煤发电量和每月燃煤电厂的平均热耗率,以避免有争议的官方煤炭消费数据对近期其他产量数据的影响。

当数据来自多个来源时,本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交叉引用,并尽可能使用官方来源,调整总消费量以匹配国家统计局报告的第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的消费增长和能源结构变化。数据调整对所有能源的影响不到1%。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的排放量减少了1%。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基于国家统计局的默认燃料热值和中国最新的201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的排放因子。水泥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基于截至2023年的年度估算。

对于石油消费,表观消费量是根据炼油加工量计算的,并减去石油产品的净出口量。

The post 分析:尽管煤电反弹,但中国2024年三季度碳排放未增长 appeared first on Carbon Brief.

分析:尽管煤电反弹,但中国2024年三季度碳排放未增长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A legal fiction blocking billions in climate finance will be challenged this week

Published

on

Bemnet Agata is a communications officer at the Tax Justice Network, where Alison Schultz is a research fellow.

We are entering an age of permanent volatility.

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extreme weather more destructive. Geopolitical tensions are disrupting energy markets and supply chains. Governments are expected not only to decarbonise their economies, but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an increasingly unpredictable world. That requires sustained public investment at precisely the moment repeated shocks are placing ever greater pressure on public finances.

Governments are rightly debating how to mobilise the trillions needed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 Yet one of the largest untapped sources of climate finance requires neither higher corporate tax rates nor new international funds. It lies in correcting one of the oldest assumptions underp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 system.

One of the stranger features of the modern economy is that we no longer disagree about what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s—until the conversation turns to tax.

    Investors value Apple as a single global business. Consumers experience it as a single company. Its executives manage it as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allocating capit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cross continents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strategy rather than national borders. Nobody seriously believes its subsidiaries are independent businesses negotiating with one another as though they were unrelated companies.

    Yet this is precisely the legal fiction up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 system was built—and continues to rest.

    That legal fiction does more than misdescribe how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operate. It enables profits to be shifted away from the places where real economic activity takes place and into jurisdictions where little or no tax is paid. This not only erodes public revenues,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by giv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ax advantages that purely domestic businesses cannot replicate.

    $500 billion a year

    Tax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the integrated businesses they actually are could generate around $500 billion in additional corporate tax revenues every year. That’s almost 40% of the $1.3 trillion in annual climate finance that, two years ago, governments agreed should be mobilised by 2035. That is exactly what governments are negotiating this week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in New York.

    Imagine Apple sold one million iPhones in Kenya. Few people would dispute that those sales depend on the Kenyan economy. Every iPhone arrives through Kenyan ports, travels on Kenyan roads, is sold by Kenyan workers, connects through Kenyan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is protected by Kenyan courts. Apple’s success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own innovation, but on the public investments and institutions that make economic activity possible.

    The negotiations underway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would replace this legal fiction with a system known as unitary taxation with formulary apportionment. Rather than allow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pay tax where they say their profits arise, it would allocate taxing rights according to where they undertake genuine economic activity—where they employ workers, manufacture goods, provide services and sell to customers. It would replace today’s pay where you say model with one based on pay where you play

    This is not about increasing corporate tax rates. It is about deciding wher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hould pay tax on the profits they already earn. Allocating taxing rights in this way would benefit countries across the income spectrum. While higher-income countries would gain the most in absolute terms, lower-income countries would see the largest proportional increases.

    France, for example, would collect an additional US$25.5 billion each year, while Kenya would increase its corporate tax revenues by 406%. At a time of mounting climate costs, those revenues could help governments drive the transition to clean energy while investing in the resilience needed to withstand future shocks.

    An overdue correction

    The strongest argument for reform, however, is not the scale of the projected revenue gains. It is that the proposal corrects a century-old foundational error by bringing international tax rules into closer alignment with how the modern economy actually works.

    Every successful market depends on foundations that no company creates alone: public investment, functio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consumers. If multinational profits are generated collectively across many countries, the rules governing where those profits are taxed should recognise that reality rather than the legal and accounting artifices that determine where profits appear on paper.

    The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remains an outlier. Every other area of economic governance has long since recognis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integrated global businesses. Tax rules remain the last custodian of the legal fiction tha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not, in fact, multinational.

    The debate taking place in New York is therefore about much more than tax. It is about whether the rules underpinning the global economy still reflect the economy they are meant to govern—and whether they equip governments with the fiscal capacity to confront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nergy sovereignty without fiscal sovereignty is an unfinished transition. Countries cannot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resilient future if the wealth generated within their economies continues to escape taxation where it is created.

    Recovering those revenues would strengthen public finances, giving governments not only the resources to accelerate the energy transition but also the fiscal capacity to plan, coordinate and sustain it over the long term. In an age of permanent volatility, that capacity may prove to be every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y.

    The post A legal fiction blocking billions in climate finance will be challenged this week appeared first on Climate Home News.

    A legal fiction blocking billions in climate finance will be challenged this week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Santa Marta coalition tested as co-chair Colombia turns back to fossil fuels

    Published

    on

    Leaders of the Santa Marta coalition – a group of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seeking to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 – hope it can withstand the loss of one of its founding members as a far-right, pro-fossil fuel government takes office in Colombia this week.

    In April, Colombia hosted 57 governments in the Caribbean city of Santa Marta for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 a voluntary meeting outside of official UN climate talks. In June, far-right candidat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won a general election, and is set to take office on Friday.

    De la Espriella has pledged to ramp up coal exports and begin fracking for methane gas, reversing a ban on all new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enacted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of Gustavo Petro since 2022. The soon to be environment minister Fabio Arjona said the Santa Marta conference was an “absolute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He will replace Irene Vélez Torres, who co-chairs the Santa Marta coalition. Torres told a press briefing last week that the initiative was created in a way that made sure “it could live without Colombia because we knew [a change in government] was a risk”.

      “It’s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but also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scientists… so there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Colombia. It’s a shame that Colombia cannot continue with it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what we created as a global legacy will not continue,” she said.

      Dutch environment minister Stientje van Veldhoven, also a co-chair in the initiative, told Climate Home News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organization is set-up in a way that progress does not depend on one or two countries”, and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incoming co-chairs Ireland and Tuvalu.

      The new co-chairs will officially take the lead after COP31 and are set to hos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Tuvalu next year. Van Veldhoven said the two countries are already involved in preparing for this transition.

      Priorities: roadmaps, debt and trade

      After meeting in Santa Marta to kickstart work on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 governments agreed to focus on three priorities: developing national roadmaps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decoupling trade from coal, oil and gas, and reducing global finance’s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At last year’s COP30, a group of around 80 countries led a failed push for the UN to adopt a global roadmap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To keep talks from collapsing, Brazil proposed to draft a voluntary roadmap instead, which has received suggestion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In June, Vélez Torres told journalists that Colombia and the Netherlands would seek for COP31 to reflect the work of the Santa Marta coalition, something the co-presidency of Türkiye and Australia was “open” to consider, she added.

      Last week, she stressed that the workstreams are also set up independently from the Dutch and Colombian governments, and that each area of focus will have its own “madrina”, which translates as “godmother”, a contact point that will oversee progress and support countries.

      Van Veldhoven noted that, while the coalition is open to new members, the current priority is “setting up the organisation with the current involved countries and stakeholders”. The Dutch government noted that “several countries”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but could not disclosed which ones.

      Colombia’s fossil fuel shift

      While the coalition is set up to withstand changes in government, Colombia’s shift to a pro-fossil fuel government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blow to global initiatives seeking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said Andreas Malm, author and professor of human ecology at Lund University.

      “The gap that we have after this defeat is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that makes the necessary links and arguments on the global stage. For the moment, I don’t see who could replace Colombia in that role,” he said. “But who knows… perhaps some miracle will happen somewhere in the world and you will have someone to pick up that mantle that is now on the ground.”

      Colombia not only leads the Santa Marta coalition, but is also one of the few fossil fuel producers in the group to actually halt new exploration licenses. Coal and oil derivatives account for about a third of the country’s exports, but both industries have followed a downward trend over the last decade.

      De la Espriella’s government will als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s Petro’s government halted all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ilots in the key Magdalena and Cesar-Ranchería regions. Both areas are also home 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ho are likely to challenge any projects in court.

      Vélez Torres said that halting all new coal,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licenses “was not easy” and led to “violent reactions” from national elites, including “violent threats”, but that it came with the deep belief that “it is needed, it is urgent, and it cannot be delayed”.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she added that more countries need to show “political bravery” to take similar decisions, and that the global discussion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cannot be delayed” because the time window for humanity to act is shrinking.

      “We decided to go against the current. That has been one of the bravest decisions, and I hope that other governments and particularly civil society can get to lead that conversation forward”, she said.

      The post Santa Marta coalition tested as co-chair Colombia turns back to fossil fuels appeared first on Climate Home News.

      Santa Marta coalition tested as co-chair Colombia turns back to fossil fuels

      Continue Reading

      Climate Change

      Southeast Asia’s fragile grids threaten billions in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Published

      on

      When heavy storms triggered a fault on a major power line in Indonesia’s Sumatra in late May, blackouts plunged homes and businesses across the island into darkness, leaving millions to cope without power in the humid heat for up to a day.

      Failed traffic lights caused chaos on the streets of Medan,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cities, and restaurants and shops had to shutter or throw out food after fridges stopped working. Four people were reported to have died from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from generators.

      A power outage caused by damage to cables on a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 the first of two to strike Sumatra in a fortnight, highlighted the huge challenge facing Indonesia and much of neighbouring Southeast Asia – the maintenance and upgrading of inadequate grid capacity that industry analysts say is proving an obstacle for billions of dollars in planned clean power investments.

      Experts told Climate Home News the Galang–Simangkuk transmission line, which was relatively new and only began operating seven years ago,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withstand the storms that caused transmission towers to collapse in early June.

      “It should not have had these grid failures,” said Wai-Shin Chan, Hong Kong-based head of research at Asia Research & Engagement, a consulting firm, warning that climate change would bring more frequent episodes of extreme weather.

      “The grid resilience is really not there,” Chan said.

      The Indonesian Air Force helped state-owned utility PT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 (PLN) transport emergency power towers to restore electricity supplies within 24 hours, but the two incidents could cause longer-lasting damage to investor confidence – hurting the delivery of much-needed reliable clean electricity supplies.

      PLN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Grid bottlenecks and projects stuck on hold

        With electrification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COP31 climate talks later this year, there is growing global focus on the need to bolster grid infrastructure to cope with increased electricity use and more renewables in the power mix.

        In Southeast Asia, energy experts say inadequate grid capacity and maintenance is already proving a major factor in the region’s stuttering rollout of new clean energy projects.

        About 50% to 60% of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Vietnam, Thailand and Indonesia were cancelled or stalled between 2021 and 2025,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by consultancy Bain & Company and Standard Chartered. In Indonesia, 48% of announced projects were subsequently dropped or delayed during that period.

        Progress in the region is also being hampered by issues ranging from unclear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 structures, a failure of power policies to keep up with investor needs, permitting and licensing approval delays, grid connection constraints, limits to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in electricity markets, and policy and tariff uncertainty, energy experts said.

        Som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have also faced opposition due to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issues related to land rights.

        But Bain researchers found grid infrastructure was the biggest bottleneck for Southeast Asia’s energy transition, with about $18 billion per year needed in investment for modernisation and upgrade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has warned that electricity grid and storage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was higher in 2015 at $15 billion compared with $12 billion in 2025, even as electricity demand and renewable energy growth accelerated.

        “It’s a concern for long-term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Chan said.

        “If these risks – grid curtailment, policy uncertainty, permitting and PPA – are not adequately addressed, investors just don’t have the confidence to hit the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button,” he added.

        A stuttering energy transition

        Ramping up progress on solar, wind, hydro and geothermal projects is vital fo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o hit their targets on cutting planet-heating carbon emissions.

        Indonesia has pledged to reduce emissions by 31.9% by 2030 compared with business-as-usual levels, or by 43.2% with international support, on the way to reaching net zero by 2060.

        Renewables accounted for about 18% of Indonesia’s energy mix in April 2026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reports, falling short of the country’s initial 23% target for 2025, with the majority of its energy needs met by coal, oil and gas. In 2025, a new National Energy Policy postponed achieving the target to 2030.

        “The region carries significant weight in global terms, given its share of world popul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aid Joseph Jacobelli, an impact investor and author of Asia’s Energy Revolution and Powering the Unstoppable Green Shift.

        “Every delay in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extends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and pushes net zero targets further out of reach,” he said.

        A technician in a green shirt walks next to solar panels that partially provide electrical power to the Grand Mosque of Istiqlal, in Jakarta, Indonesia
        A technician walks next to solar panels that partially provide electrical power to the Grand Mosque of Istiqlal, in Jakarta, Indonesia (Photo: REUTERS/Willy Kurniawan)

        There are cost benefits of increasing renewables in the overall power mix, too.

        In many parts of the region, new renewable power – especially solar and onshore wind – is cheaper than building new fossil fuel generation. The global energy shock unleashed by the Iran war has highlighted the energy security benefits of renewables, though it also raised concerns about coal backsliding in countries including Indonesia.

        Surging oil prices exposed Southeast Asia’s vulnerability to fossil fuel supply disruptions, causing energy prices to soar and widespread fuel shortages that led the World Bank to downgrade the region’s growth projection.

        “This situation pushes us to accelerat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e must move faster,” Indonesian President Prabowo Subianto said in March, ad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focused on solar projects that would deliver a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up to 100 GW.

        At the same time, progress on moving away from coal has been sluggish. Both Indonesia and Vietnam signed up for 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 (JETPs) – a funding initiative set up by the G7 to help developing nations shift away from coal – though a lack of favourable financing is holding back these plans.

        The US withdrew from its JETP deal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last year, reflect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wider energy policies, and Indonesia abandoned plans to close a major coal power plant.

        Lack of finance, or lack of faith?

        But a shortage of financing to bring new renewables projects online is not the cause of foot-dragging in Indonesia, where installed solar capacity reached only about 20% to 30% of the government’s 2020-2025 target, Bain researchers said.

        Of an estimated $540 billion in green capital expenditure announced across Southeast Asia’s power and electric vehicle value chains between now and 2030, only about $315 billion is on a credible path towards deployment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etween 2022 and early 2026,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452 new solar projects announced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postponed or cancelled, according to Global Energy Monitor‘s Global Solar Power Tracker.

        In Indonesia, the Batam Bintan Karimun solar farm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come online by 2024 but was cancelled in 2023 for unknown reasons, Kasandra O’Malia, a project manager at Global Energy Monitor, told Climate Home. The project also included plans for Southeast Asia’s largest associated battery storage facility.

        Another high-profile Indonesian development that has stalled is a 3,500 MW solar and storage project proposed on Riau Island to export clean electricity to Singapore. While not formally abandoned, there have been few updates to this project since April 2022.

        “This execution gap is not really to do with money – there is available capital – but the finance is not being deployed effectively because the risk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redressed,” Chan said.

        In a bid to foster investor certainty, Indonesia’s government approved a new 2025-2034 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 (RUPTL) for PLN in May 2025, replacing years of delays over the country’s power development roadmap.

        As well as aligning government policy, streamlining permitting, simplifying purchase procedures and targeting 70 GW of new generation, with renewables accounting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additions, the plan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of about 47,800 kilometres of new transmission lines and substations with a total capacity of 108,000 megavolt-ampere, spread across Indonesia.

        The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sever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ers, and the Indonesia Renewable Society,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Another way to soothe investors’ nerves would be for governments to use public money to de-risk investments, but there is little appetite for this approach in the region, Chan said.

        A more effective tool would be ensuring stable, investment-friendly energy marke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aid Alnie Demoral, a Manila-based energy analyst at climate think-tank Ember who previously worked with solar developers and investors.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ers, investors and authorities can spend years negotiating the project’s costs, permitting and whether grid connection will be available to bring clean power online, she said.

        Often the longest discussions focus on the power pricing tariffs that governments set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ducers. Changing policies or disagreement on underlying cost assumptions can stall or delay a project before it reaches financial close, she added.

        “Governments have to do their part by making sur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stable,” Demoral said.

        “But this is a two-way proces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developers must also ensure that their assessments of the project are based on robust assumptions.”

        AI data centres add to the strain

        At the same time, rapid growth in power-hungry AI data centres is putting extra strain on the region’s overstretched grids.

        AI data centres, which use much more power than regular data centres, are becoming one of the largest drivers of new power demand in Southeast Asia as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jostle for more multibillion-dollar investment in the sector.

          The slow pace of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and grid modernisation, coupled with ongoing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in the electricity mix,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region to meet a new, fast-growing source of additional demand without increasing emissions.

          Emissions from data centre power use in Indonesia are expected to quadruple between 2024 and 2030, according to Ember.

          AI data centres operate around the clock and will often use any power that is available – be it renewables or fossil fuels, said Chan, urging policymakers to first ensure they can meet the power needs before courting data centres.

          Many new AI data centres are planned for areas with insufficient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capacity, according to the Bain report, suggesting that countries should focus on new high-voltage lines, larger substations and stronger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regions.

          The researchers note that AI data centres also typically take about one to three years to build, while major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lines and grid updates can take five years or more, adding that power grid investments must happen before renewable energy or AI projects.

          “Growth in data centres and AI is already adding pressure to constrained grids,” said Christina Ng, the Kuala Lumpur-based co-founder of Energy Shift Institute, an Asia-focused, independent energy finance think-tank.

          “The risk is that new demand is met through high-emitting electricity if clean power and clean grid investment do not keep pace.”


          Main image: A technician walks next to solar panels that partially provide electrical power to the Grand Mosque of Istiqlal in Jakarta, Indonesia (Photo: REUTERS/Willy Kurniawan)

          The post Southeast Asia’s fragile grids threaten billions in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ppeared first on Climate Home News.

          Southeast Asia’s fragile grids threaten billions in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Continue Reading

          Trending

          Copyright © 2022 BreakingClimateChange.com